吴国平，笔名子羽，男，江西鹰潭人，1956年12月出生。曾在福建师大艺术系进修绘画，1991年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中国书法家协会发展委员会委员、南京军区美术书法研究院艺委会委员、江苏省国画院特聘书画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江苏省作家协会理事。现为南京军区政治部文工团创作编导室主任，国家一级编剧，大校军衔。 书法作品十多次参加中国书协主办的国家级展览、数十次参加军内外其他各种展览。2次获国务院文化部群星奖，连续3届获中国人民解放军书法大赛一等奖。连续四年为中央电视台双拥晚会题写标题。曾作为军队代表出席全国第五届书法家代表大会。2011年五月在南京博物院举办“三人展”。另在国内外发表各类文学作品和书画评论文章约200多万字；著有诗集3部、报告文学2部、长篇散文2部，舞剧文本和长篇电视作品6部等，在军区及中央电视台主办的多台大型晚会中担任总撰稿；创作歌曲（作词）百余首，《神圣使命》、《响当当的连队呱呱叫的兵》在全军部队广为传唱。2件作品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5件作品获全军最高奖。参与主创的大型舞剧《牡丹亭》获全国舞剧比赛作品金奖。 地址：南京卫岗55号南京军区文工团创作室 邮编：210014 《吴国平书法作品集》前言 邱振中 吴国平的作品一如其人，平和、文静、雅致。他不属于那种第一眼便给人留下强烈印象的书家，因此读吴国平要有耐心，要设法进入他作品的内部。——一旦进入，那里有一种自成格局的丰满。 人们大多站在作品外面来书写：观察、调整，调动储存的记忆，安排、控制、修饰。但吴国平真正进入了自己的作品中。或者说，他真正进入了自己的书写。他与自己笔下流出的线条融为一体。他的书写因此而变成了一种生存状态、生命状态。他作品中笔画的推移几乎没有任何停顿，行书、隶书、篆书，都清澄而流畅，其中包含一种不多见的统一性。 作品中的结构也在不停地变化，但这种变化无法通过一个完整的字去把握，而只能顺着每一笔画的空间位置去体察，这时，才能发现他的与众不同之处：变化不间断地进行。不强烈，但一刻也不止息。这里便隐含着他的个性和想象力。 形成吴国平个人特征的原因无法一一检讨，但不能不说到他现代诗人的身份。 按纳博科夫对“文学”的解释——离开常识时，便是文学的开始，我们也可以说，离开常识便是诗的开始。每人都有一颗诗心，但人们不断压抑自己心中远离常识的一面，以至把诗心去除以近于虚无，但诗人珍惜这些，并尽一切努力把它们发展到不寻常的高度。由此而出发的书写，必然会带来异样的氛围。 当然，可以说诗歌与书法其实从未分离过，人们不一直在书写历代诗作——也包括我们今天的歌吟？但是，这不过是表面的联系，在精神生活和才能的构成上，诗与书早已相距遥远。即使能做旧体诗的人们，其写作与生存也远不是唐宋时期的那种关连。我们所说的诗心，本不须区分诗体，但是，如果要通过语言不断发掘生存体验中从未被探测过的境地，恐怕只是现代诗歌才能承担的使命。——人们如果不把这看作是对当代书法创作的苛求，那么很容易发现，重新寻求诗与书的联系，必须更多地依赖对现代诗歌的感悟。 由此，我们便有了给吴国平以充分关注的缘由。 2009年10月2日邱振中 中央美院教授、中国书协学术委员会副主任、著名书法理论家表达了什么--《渐悟与天放》吴国平书法作品集后记 吴国平 这本集子出得很慢，很大的原因是我不断地换作品。我希望这本集子出得更好些，或者说，希望在这本集子里，把我所要表达的东西表达的更为充分一些。 比如说对于书法的挚爱。这是许多人都有的，书法的魔力造就了无以计数的爱好者，以至它如同血液，注入了许多人的生命，成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我当在此之列。数十年里浸润于此，不吝时间、耕耘不辍，身心神魄当得滋养。挚爱是一个深入的过程，渗透了汲取、感悟和思想的掘进。这是我把这本集子冠名于《渐悟与天放》的原因。最初的理想是写一手让人羡慕的好字，这可能源自于对文字的崇拜，那种千百年来文字构成的瑰丽景观，进入眼帘后，便在内心热化成了世俗的功名。这种快速的适应在天赋的作用下，像返季节果蔬一样，未到时令就有了可观的收获。然而，当自己渐渐丰富起来，特别是一部书法史渐进脑海的时候，一切都在发生改变。你在我的这本集子里就能读到，我对书法的挚爱，已在对于历史的审视中呈现出了反差很大的两极认识，一极是加强了某种责任感，内心渐生了一种博大的东西；另一极是愈发的冷峻、超然和率性。“面向文学，背对文坛。”这是我们单位一位有成就的老作家的话，它从另一面证实了一种心无旁骛所呈现的相应结果。此话当对我构成影响。出于对世事纷扰的规避，我往往显得漫不经心和若即若离。这种心态更像是一个放牛的孩子，躲在山野的洞穴里，任凭暴风雨轰隆隆在头顶发作，待雨过天晴，重又悠然地走出。抑或这里还有些坚守的意味，大街上很热闹，许多人都蜂拥而去了，而我想，我得在屋子里呆着，恪守的也许就是安静本身。这符合我的本性。后来我发现，没有迎合的坚持原来是那样的怡然，那样地靠近自己的内心，天地亦是那样的宽阔。 还可能表达了一种求变的心理。有读者可能会有这样的感觉，看这本集子，不会显得那么单调，因为这里所呈现的面貌很多。或者没有看我的名字，有人会认为是若干个人写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会导致另一个问题的出现，那就是风格不一致或不突出。说实话，这个结论是我不愿意看到的，因为我恰恰是一个强调个性和追求风格的人。但也可能有更为细心的读者会发现，我的作品，万变不离其中，因为，仅管每个时期、每幅作品的面貌有什么不同，但都基本统一在一种属于我自己的书写系统之中，其不断的变化，恰在不断的完善。我倾向于后一种阐释。这里有一个辩证法的问题，《易经》说：“变则通，变则灵。”这是一个永恒的真理。但相对的稳定，又是人和世界构成和谐生存的重要法则。我的求变，是因为我不愿意一成不变，不喜欢用一种模式贯穿到底，让作品成为批量制造的产品；我的求变，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非常性情的一面，我对程式化的厌倦里，包含了一种内心的烂漫。况且，我认为人在不断地汲取和丰富，有了新东西，就应不断地加进你的创作。加不进去，是你的消化系统不好。事实上，许多人学问与创作脱节，写出的字，与他的理论有极大的差距。我是一个对字比较敏感的人，觉得自己只要在写就在进步，只要在学习，就基本能把学到的东西运用起来，甚至能做到立竿见影。但我知道，所有的变化都应在一个基本的框架之内，否则，我们就有可能借变化之由，抹杀了风格——这个艺术作品中最具魅力的东西。还有一个，必须明白你不断变化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如果把不断变化看作是寻找的过程，那么，你要找的那个东西是什么呢？我对此的回答是，所谓新变，起码是对旧有东西的不满足。从小的方面说就是不断地改变自己的现状，从大的方面看，是你在寻找和别人不一样的东西。纵向的不一样和横向的不一样。你在勾画和企望达到你自己认为的那个高度。因为，每一门艺术都有它自己的高度，都可以用深入、深刻、有境界、有新意，甚至有贡献等等这样的词语来加以界定和褒扬。当然，在变化的过程中，我们会不可避免地碰到一个融合和规避的问题。我个人不主张学别人的东西学得很像，我喜欢汲取，学别人的我认为是好的东西，即便是“二王”，也只能学个五六分，更不要学身边的人，学得越像越糟糕。古典也好，现代也好，最终的目的是让它们为自己服务，成为抵达彼岸的船只，而不是上船本身。因为，最好的东西往往都在极致处，稍微过去一点，就可能成为谬误。要么，就永远活在别人的阴影之中。所谓汲取，就是聪明地拿来，拿“二王”的俊逸、温润和中和纯正，而惕之妍媚和甜俗；拿黄庭坚的旷朗而惕之张扬和霸悍；拿傅山的率性而惕之时有的乱像；拿八大的简约深明、入心入境、不染尘俗而惕之孤傲和颓废。拿徐生翁的超然，超越技巧和一般的审美，以拙以涩以静以简而奇而异而独而圣，而惕之绝对的自我和极端；拿于右任的丰厚润泽、雍容大气、兼容并蓄、不激不厉和所具有的东方智慧，而惕之某些层面的平实和教科书般的结构方式等等，不一而足。纵观这些，似有些中庸了。我在写徐生翁先生时有这样一段话：“你在大美与大丑之间、在富贵与贫困之间、在失去与获得之间、在愚钝与萧疏之间、在生命与物象之间、在远与近之间、在大与小之间、在痛与快之间、在天真与练达之间、在色与像之间、在黑与白之间、在轻盈与沉重之间——那样的行走着，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仔细想想，我与他，可能有一些相像之处，但我远不如他那么纯粹。 当然，更主要的是表达我对书法的理解。或者说，什么是书法？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话题，不是字写得好看，获了很多的奖、出名了、当书协领导、成书法教授和理论家了，就一定能弄清的。我说的可能有些苛刻，但事实就是这么残酷，书坛热闹，但懂字的不多。相当一部分人是在盲目的追风，或者在利益的驱使下营造一种与市场一般嘈杂的热闹。这不在话下。但把对传统经典的形态模拟，看作是标准，或者仅仅认为它是一门满足视觉的艺术，那就糟糕了，把书法降低到了简单的技巧层面。曾有一度，“流行书风”的出现，让我们看到了某些可能深入进去的端倪，但又很快被追求即得利益的人拿过去，迅速繁衍为一种庸常的方式，从而成为被打倒的靶子。这让我感到一股势力的凶猛和可怕。我可以毫不客气地说，当代对书法的理解是非常狭隘的。我个人明显地感到，当今的书坛，能够打动我的字，越来越少了。我不是说我的字多么好，但我不喜欢光鲜，不喜欢歌舞升平式的漂亮和媚俗，也不欣赏除了视觉而找不到别的什么的表面化。特别强调作品的深入程度，它的形而上是什么，它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样的气息、格调和哪些具有较高文化品质的东西，它的内核里蕴藏了多少精神能量、审美境界和生命意义上的纯粹，它给了我们多少新颖的、别样的、甚至是撼人心魄的愉悦之感，它在作品中透露了怎样的人生态度等等。这不是苛求，就像我们对一个人的判断一样，不因为他长得帅气，我们就原谅他的苍白和无知。 我总体认为，对碑学的轻视是当代书法审美的倒退。清代碑学书风的兴起，不仅仅是为了克服长期以来帖学带来的以妍为美，过于强调法度而带来的馆阁化倾向与多有的俗笔和靡弱之风，更主要的是大大地拓展了审美的视野，使书法由于结构形态、审美要素、价值取向的诸多变化，扩大了成为一门艺术的容量，呈现出更多的可能性。尤其是碑帖的糅合，参古通变，既丰富了毛笔的表现力，又使书家逐渐找到了自我，性格分明，而不一概地被集体裹挟而走。当代帖学的广泛兴起，有诸多的历史原因，可能与汉字书写由实用向单纯的审美过渡特别注重表现、强调视觉效果以及我们正处在一个快节奏的消费时代，人们过于急功近利有关；也可能人们就是要让书写变得简单一些，不去承担更多的东西等等。如果是这样，书法就走进了一个死角。在这里，我无意于褒贬碑帖的优劣，更不主张以碑对帖的取代，只是想呼唤一种文化的回归和大气象的书法格局。我本人在创作中，青睐于碑帖的结合，往往将碑的用笔、构架、形态意趣和帖的变化、畅达融会在一起——藏巧于拙、将内在的灵动与华彩隐含于外在的朴茂；在古法与率意之间、含蓄与放达之间寻找自我；将散淡与圆融并举成趣，注重在墨与象、正与邪、意识与潜意识之间开拓艺术想像之空间；在某种看似粗砺的具有金石特征的行笔和姿态中体现出空灵清雅甚至是具有某种原生和病态之美的书卷之气等等，我认为碑帖的结合更有利于对我个人艺术创造的性灵的发掘，让我在这片天空里飞翔的时候感到由衷的自由和畅快。我想，我的践行亦有着难能可贵的社会现实意义，我的微不足道的努力亦可能在时间的作用下，成就一座辉煌的金字塔，供后人触摸和仰望。 大致就表达这些。但实际上，此文不足以完全表达出我的作品所要表达的东西，正像一位名人所说的“理论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树长青”。那么，就请各位还是看字吧，那里有更多的风景。 但我在此，作为熟例，还要补加几句表达感谢的话：感谢邱振中先生。先生与我亦师亦友交往数十年，每每相见，使我获益匪浅，吾在尔缜密的思维和强有力的阐述中，感到了理论的照射和智慧的光芒，此次慨然作序，虽寥寥数笔，却多有洞见，给人启迪；感谢刘洪彪先生。百忙中为吾作文，文中显见对吾深识，推心置腹、高山流水、清音濯耳，依依而绕；感谢乐泉先生，不吝赐教，文如其人，清、凛、峻、逸，骨力深达、学养弥坚，境界超然，令我仰慕；感谢王惠女士，虽声出西北，却如在耳畔，汝思维敏捷、文采飞扬、乃一方才女，不可多得也；感谢上官甫贵先生，激扬文字加兄弟情谊，文章大处着眼、小处着手、条分缕析、鞭辟入里，在此俯学有得；感谢焦红辉先生，为我成书，可谓鼎力，数十年来，虽不常往，但彼此默契，不见生疏；尤谢小钱贤弟建中，尔秉承家学，亦商亦儒，以德为先，积厚流光，其竭诚相助，亦是成书之要，吾皆铭之。慎而出书，如农人造屋，兴师而起，靠众人相助。待工完业就，必受品评。如此，吾将洗耳恭听，不亦乐乎。2010年7月2日于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