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中国艺术》（Chinese Art）是西方早期研究中国艺术的重要文献，1958年在纽约出版，上下两卷。作者William Willetts（魏礼泽）（汉学家、西方艺术史家）从中国的地理特色着手，系统梳理了玉器、青铜器、漆器、丝绸、雕塑、陶瓷、绘画、书法、建筑等中国艺术的各个门类。他坚持客观描述作品的方法，“并不对所讨论器物给予美学价值论断，而是让器物自己说话”。

“让器物自己说话”，与观复博物馆“以物证史”的理念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也是我们选择翻译此书的原因。此次我们邀请到美国CCR（Chinese Cultural Relics《文物》英文版）翻译大奖获得者对此书进行正式专业的翻译，译者也是MLA（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 Bibliography美国现代语言协会国际索引数据库）和AATA（国际艺术品保护文献摘要）收录的美国出版期刊Chinese CulturalRelics的翻译团队成员。

本着尊重原著的原则，此次翻译将存疑处一一译出，其后附有译者注。现在就让我们跟随本书，在绚烂璀璨的器物中，感受中华文明的博大辉煌。

科斯岛的蚕

亚里士多德是第一个提到蚕的西方人。在《动物志》一书中，他提到了一种大型的蚕，“带有触角”，六月内数次变化形态。所以，“有一些女性利用这种蚕茧抽丝，然后缠线，接着利用丝线纺织布；蔻斯的一位女性名叫潘菲儿（Pamphile），她是普拉迪厄斯（Plateus）的女儿，据称是这种丝绸的首位发明者”。

爱琴海东部的科斯岛，以发现古代丝绸而著称，另有古代衣物的发现，这种衣服以薄如透明而招致恶评。这种衣物的穿着风潮从罗马帝国的低俗阶级向上层阶级扩散，导致了很多非议。瓦罗（前116-27年）提到过“玻璃外袍”，普利尼（Pliny，23-79年）也曾经谈到，潘菲儿“明显希望炮制一个让女人的衣裙薄如蝉翼，使他们看起来一丝不挂的计划”。虽然亚里士多德所记载的信息非常简略，其所使用的术语意义不清楚，但可以确定的是，科恩布料所使用的肯定是蚕茧得来的丝绸。但究竟是哪种呢？

普利尼在他的《自然史》中，重复了亚里士多德的话，但有些断章取义，并且喋喋不休地说了一些科斯岛上的蚕的相关描述，几乎无甚意义，并提到人们怎么使用飞梭来纺织这种丝线，为男人女人提供衣服。其记述中提到了四种树木，柏树、松树、白蜡树、栎树。虽然他没有明显的提出，蚕是寄生于这些树上生活，他提到这些树已经暗示了这一点。德梅森（Demaison）认为，这里的蚕属于Lasiocampa otus，一种野生蚕，其毛虫主要靠柏树、橡树和松树提供食物来源，而它们的茧也在白蜡树上有所发现。地中海的野生蚕蛾现在非常稀少。其实情况本不一定这样，亚里士多德谈论“抽丝剥茧”时，如果我们能体会其暗示含义，指的可能就是人类控制下的蚕养殖。但如果普利尼提到的“飞梭纺织”情况属实，那么实际情况应该不是家蚕养殖而是野蚕采集。因为他这里应该指的是那些已经破茧而出的蚕茧被收集起来，然后用缠绕方法抽丝。

这两位作者都没有提到封闭养蚕，虽然普利尼曾经提到过“小飞蛾”，用茧慢慢包裹自身，然后被人为取走，放在陶罐里，加温养护，并喂给糠皮。不管亚里士多德时代的科斯岛的养蚕业具体情况如何，普利尼实际上距离那时已有400年，不太可能说清楚情况，普利尼时代的丝绸业已经迅速衰落。似乎可以证实的是，普利尼对科斯岛养蚕的观察与另一处相距遥远的塞蕾斯（Seres）的养蚕业的描述不相吻合。但他知道，中国丝线纺织的布料和科斯岛的丝线纺织的丝绸质量本质一致。普利尼对潘菲儿的发现的评论应该拿来与他对中国丝的评论对照，后者让罗马的夫人们在公共场合穿着这种近乎透明的东西来炫耀，他为什么不能从这些衣料追溯其原材料呢？我们只能做出这样的结论，即他所说的科斯岛的丝绸生产，只要不是重复亚里士多德的话的部分，都是凭空想象。

处女翻译·322《中国艺术》（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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